广州的朋友应该都很喜欢吃海鲜吧，可是海里的鱼快被我们捞完了 | 韩寒 一席第826位讲者
韩寒，“智渔”创始人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把一个个原子化的渔民、经销商、企业组织起来，共同解决行业里公共资源重新配置和管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在那个国际组织服务的五年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所以2015年的时候我辞职了。
我相信这个答案必须要跳出国际组织，回归我们的本土环境。
大家好，我是来自“智渔”的韩寒，我们是一家关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组织。什么是渔业可持续？为什么要关注这件事情？
在座的很多广州的朋友，应该都很喜欢吃海鲜吧。如果我说，海里头的鱼快要被我们捞完了，你信不信？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海里头的鱼难道不是永远都捞不完的吗？
其实真的是有无鱼可捕的情况。今年（2020年）的1月1号，我们国家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长江十年禁捕。这个政策具体是从2020年的1月1号0时起，在长江上的300多个涉及鱼类自然保护区的地方，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也就是说，除了休闲垂钓、科研监测以外，任何捉上来自己吃或者卖的行为都不再被允许了。
长江上的渔民曾经回忆，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很容易捕到几十斤一条的大鱼，而现在，哪怕你一天下十几个网，捞上来的可能才几斤，都是平均重量不到一两的小鱼，辛苦一天最多也就卖个一百块钱。
那怎么养活一家人？为了生存，渔民就会要用一些极端的方式，甚至是非法的方式，比如说电鱼，或者用这种网眼非常细密的渔网，我们叫做断子绝孙网，或者绝户网。
这样的一些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正好在这个政策出台的时候，关于白鲟灭绝的消息冲上了热搜。据说长江白鲟在近15年里都没有再被观测到，所以科学家认为，大概率可以判断它已经灭绝了。
▲ 白鲟是继白鱀豚、鲥鱼之后，第三个被宣布灭绝的长江旗舰性物种
除此之外，以前我们经常吃的淡水鱼，四大家鱼的鱼苗，本来在长江里头上世纪50年代天然的产卵量，每年能有300亿尾。但是在2013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的专家们就发现，当年的产卵量已经下降到了不到1亿尾，基本上是99%的衰退。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长江的生态为什么会恶化到这种地步？除了捕鱼之外，还有很多的人类活动，包括长江沿岸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开辟更多的航道，修桥，修水库，甚至我们要从长江里抽取水来供给我们的生活用水、工业用水，还有很多沿岸的这种排污口。
但是渔业非常特殊，渔民既是长江生态的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这个政策的出台，意味着长江沿岸近30万的渔民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了，这些人中有很多已经四五十岁，他们一辈子生活在船上，现在要重新去适应陆地上的生活，甚至要去重新学习谋生的技能。禁渔对他们的影响，可以想象是非常巨大的。
我生活在海边，当我听到这个政策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如果这个政策是面向我们中国整个沿海，它会影响多少人呢？我们最新的渔业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是，全中国有364万渔民。
大家可能觉得国家不太可能一下子就禁止捕捞，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发生了，只不过不是全年，而是一年中的某一段时间。广东沿海每年到了夏天都会有一段时间禁渔休渔，五一节的时候我们放假三天，可是对于渔民来说是三个半月。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南海伏季休渔，从1999年开始，最早只有一个半月、两个月，然后慢慢延长到了三个月，甚至三个半月，所以难免会有担心，照这个趋势下去，会不会真的有一天就扩展到了全年？
从捕捞数据的反应来看，不休渔也是不行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过年的时候经常会吃的一种水产品叫带鱼，在2004年到2006年的时候，带鱼的捕捞量全年大概有140多万吨，到了最近，也就是2019年，只有90来万吨了。
带鱼曾经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百万吨级别的水产品，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没有百万吨的水产品了。那除了数量上的变化，还有什么呢？
我们在采访渔民的时候，渔民告诉我们，以前很容易捞到又大又肥的马鲛鱼、带鱼、鱿鱼这些，但是现在，海里经常都是一些小虾小蟹，甚至是水母，水母我们会把它做成海蜇，凉拌海蜇。
也就是说，我们捞上来的越来越多的变成了食物链底层的物种，而这种情况也从侧面反映海洋生态系统是越来越不健康了。
有朋友说，野生的没得吃了，我们吃养殖的不也挺好的吗？大家看这张图上绿色的，你们猜是什么，是草地吗？
其实这些绿色的东西是藻类。一个湖里围了密密麻麻的网箱在养鱼，因为密度比较高，投喂的这些饲料营养元素特别多，就造成了水体的富营养化，也就造成了藻类的爆发。你看着它简直想象不出来它是一个湖面。
其实养殖业和野生的渔业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人工养育这些鱼苗几代以后，它的遗传多样性会下降。天然的江河湖海里头的鱼，是补充种群的一个种质资源库。
另外，像大闸蟹、花螺，在养殖的时候要投喂它野生的小杂鱼，养得越多，要捞得杂鱼也就越多。就算不喂杂鱼喂饲料，饲料里也有一种需要添加的东西是鱼粉鱼油，也来自于野生渔业。
养殖业还面临着另外一些问题，比如养殖过程中密度过高，会导致水土的污染，甚至有的东西还会渗透到地下水里去。
一条与国际接轨的鱼
尽管养殖业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整个渔业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图，海水淡水养殖业的产量，在最近几年已经跟捕捞业持平了。
在养殖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物种特别有代表性。大家认得这条鱼吗？
这是淡水养殖的罗非鱼，有的人会叫它非洲鲫鱼，因为它的老家在非洲的尼罗河畔，从上世纪的50年代引进到中国，80年代开始商业化的养殖。因为它是热带鱼，所以主要适合在南方地区养殖，广东省是出口量和产量全国第一的省份。
罗非鱼有什么特点呢？它除了主要的那根刺之外，没有什么肌间刺，特别适合加工成那种去鳞去骨去皮的鱼排。我所在的地方海南，每年有大概10来万吨的罗非鱼片、鱼排会被运到世界各地。
罗非鱼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产品，就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野生资源衰退，一些大型商超和餐饮寻找人工养殖的替代品，罗非鱼就被他们看上了。比如麦当劳，他们的麦香鱼早年用的是野生的鱈鱼，后来改用罗非鱼了。
这也是为什么沃尔玛、家乐福、麦当劳会关注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是出于稳定全球贸易供应链，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都是上市企业，非常注重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它们希望上游的供应链能够改进生产方式，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入了这么一个国际组织，成为了他们唯一的一名中国员工。他们就是专门去帮助大型的零售商、采购商，去识别和评估整个渔业产业链上的环境风险。
▲ 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SFP）
说起来当时我去面试的时候还挺胆怯的，我虽然生活在海南，学的是环境科学，但我从来没有养过鱼，也不喜欢钓鱼，对海洋也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我唯一能说得出口的就是，我喜欢吃鱼。
在那个国际组织里，我和同事们用的一种方法，叫做利用供应链的末端倒逼生产端。因为国外的水产采购供应链非常集中，有的超市采购了全球1/3左右的某一种水产品，而它的供应商加起来也就十几家，非常集中。
所以当采购商发出要求，如果供应商不按照某种方式来养鱼、抓鱼的话，你可能就会失去他的订单，所以采购商的话语权是非常重的。我们的方法在欧美市场已经被验证过，是行得通的。
可是当这一套方法套用在中国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就不太可行。拿罗非鱼来讲，它的整个产业链非常长。它的一端，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相对工业化、规模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加工企业，它的另一端，也就是生产端，是由很多小散户、农民构成的。
而他们两端之间依赖更多的经销商、中间商来衔接。如果把它抽象化，可能是类似这样的很多弯弯曲曲的线条，不断地交叉重叠，甚至还要分叉。
如果我们像刚才那样，基于供应链来传导压力的话，这个链条上的压力可能最多也就是到了中间的分销加工这一块，很难传递到生产一线。
我们再来看具体的这些行业里的每一个环节，会涉及到哪些人。比如人工孵化幼苗的大姐、喂养亲鱼的大哥、饲料车间的工人，还有负责调水质的业务员、加工厂的经理等等。而这些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复杂，不仅仅是经济买卖的关系。
有的养殖户就告诉我们，上一次他家孩子生病发烧了，半夜里需要送去医院，经销商就是临时给他提供帮助的热心邻居，所以第二天，哪怕经销商给他的鱼价不是那么的理想，因为这样一层信任关系，因为生活中的相互依赖关系，他依然会去做这笔生意。
除了复杂的供应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的国际标准。这一堆厚厚的材料，有些加工厂的经理都不一定能看得懂，更不要说养殖户了。
而且，按照国际上要求的这种技术标准，比如说水里氮磷的排放阈值，我们倒推回去，能算出来鱼塘里可以放的鱼的密度就很低了。
也就是说，养殖户如果按这种方式来养鱼，水可能是干净了，但是根本就赚不到钱。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可持续养殖的标准，并没有太大的可操作性。
所以当时我也有了一些困惑，我就问我的欧美同事，如果我们让中国的养殖户做了这样那样的改进，是不是就有可能让他们的罗非鱼在国际市场上卖一个更好的价钱呢？
但我的欧美同事就说，绝对不可能，因为你们中国的罗非鱼量大又便宜，本来就是低端产品。但是我觉得，低价并不是理所应当的，低价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环境成本算到里面去。
和我们的其它领域一样，比如制造业，几十年来中国的很多廉价产品进入了国际市场，也是因为过去我们的环境监管要求低，大家利用了这个空子。
现在我们正视这个问题，国际零售商一方面要求渔民改进生产方式，一方面又不愿意为增加的成本买单，那我们所有的努力，到底是在解决跨国零售商的可持续性问题，还是在解决这个地球上水资源、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问题？
在海南成立“智渔”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我是越来越明确的。我们真正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成千上万的养殖户和渔民在生产过程中，大家越来越各顾各的，没有看到公共利益，没有看到我们共同依赖的这些水资源、土壤资源，甚至村里头的排水渠、码头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把一个个原子化的渔民、散户、经销商、企业，更好地组织起来，去共同解决行业里公共资源重新配置和管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在那个国际组织服务的五年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所以2015年的时候我从这个国际组织辞职了。
我相信这个答案必须要跳出国际组织，回归我们的本土环境。就这样我成立了智渔，它也成为了我们国家第一个真正做渔业领域的本土民间组织。
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解决方案，我只是抱着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希望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能够更多地相互了解，让大家多认识，消除一些误解。
所以我把全球最大的冻品采购商硬拉到我们海南——也就是养殖罗非鱼最集中的地方，带他到塘头去跟养殖户交流。一开始养殖户们非常的害怕，很谨慎，但是后来去得多了，大家越来越适应，甚至于后来忍不住自己要抢话筒。
也因为这样的一些交流，我们把上下游之间的信任逐步构建起来，大家由下往上地产生了联合的意愿，所以我们继续帮助他们成立合作社、行业协会。
我们成立的这种合作社，不是为了拿政府补贴的而去成立合作社的，他们是能够围绕当地的环境，真正坐下来一起探讨、制定一套听得懂、用得起来的养殖标准、行为规范。
同时，我们一开始也尝试着去沿用国外的一些可持续水产品的评价体系，想做一个我们中国的可持续水产品数据库。我们给不同类型的水产品打分用不同的颜色去对应不同的分数等级。
它的目的是想告诉中国的采购商、零售商，这个水产品的可持续状况。比如这个南美白对虾的得分是黄颜色，其实是不太好的，那采购商就要谨慎选购。这是我们当时理想的状况。
可是后来发现，人家根本就不买账，他们觉得这些数据回答不了实际采购中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数据信息是非常宏观的，比如说年鉴里的公开数据，一年这一类型的水产品产了多少，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具体来自哪个地方。而对于采购商而言，他要非常精准地知道，这一塘虾来自哪个区域，有多大的量，是什么规格，什么品种。
也是做了这样的尝试以后，我们才深深地感受到，我们非常缺乏一套真正接地气的数据语言，来描绘我们国家分布这么广、地域差异这么大，而且又经常发生变化的渔民养殖户，他们到底是怎么养鱼？怎么抓鱼的？
其实他们自己也非常需要，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人都是凭经验在盲目养殖。如果我们有一些适合他们的数据信息，他们就能更有效地去分配时间和资源，更合理地养鱼抓鱼；如果行业里大部分人都能够这么做的话，那这个行业就有可能更加稳定有序地发展。
用信息帮助渔民、养殖户
我们认为，在中国要解决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务之急是需要给到渔民和养殖户合适的信息，让他们看见自己，看见彼此，也看到那些大家共同依赖、但又容易忽视的公共利益。
那养殖户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呢？这个问题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只有真正的走到他们中间去才行。当我们第一次给一个养殖户在谷歌地图上展示他鱼塘的位置的时候，他非常兴奋，因为养了十几年的鱼，他从来没从这个角度去看过他的鱼塘。
在地图上他就能知道周边还有哪些鱼塘，以及可能存在的一些工业污染源，这对于他将来的规划是很有帮助的信息。
养殖户在养鱼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会测量一些数据。比如说鱼发病的情况、水质的pH值、溶解氧的含量，还有的就是当他喂了一段时间的饲料，他想知道这个饲料到底合不合适，就打几条鱼采样来量一量它的长宽。
像这样的数据，传统上他们就是随手记在本子上，现在有了微信稍微好一点，大家会有微信群，可以把数据记在微信群里。
尽管如此，这些数据依然是零散的，当他想知道和前一周相比，这一周他的鱼塘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是要翻很久记录，很难去把它连成一条线。
我们跟海南文昌的一个经销商反复交流以后发现，其实他已经有了这样的数据意识，他手下也有很多技术人员要去服务养殖户，但是对他们来讲，没有好用的工具。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的技术员同吃同住，去详细地了解他每天是怎么去寻塘的，给他们开发了这么一个APP，叫巡塘宝。
以前他数据的整理、汇报、分享要花很多时间，现在他用了这样的工具，速度提高了，而且能够把历史数据调出来，相互之间还能做一些对比。
但是这个东西推出来以后，很少人用。这个图上反映了当时活跃的APP用户，很少很少，这个地区应该有一千多个养殖户，至少有上百个技术员，但是只有那么几十个人在用。
我们后来也就发现，这个APP功能太丰富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都要记录下来的。有的人他下载了这个APP，只会用其中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是计算肥满度的。养殖户每个月至少要去鱼塘打一次样，这个打样用来计算肥满度。但是如果是在自己的手机上，他要自己去摁一大堆公式，很麻烦，而我们恰好把这个公式内置到了APP里，他就觉得非常好用。
因为这样一个发现，我们就想把APP再简化一下，做减法，把它变成模块，变成更方便大家使用的小程序。
果然，我们就有了更多的用户了。我们虽然是为海南的罗非鱼养殖户去开发的这些小工具，也没有到其他省份去推广，但是全国各地都有养殖户自发地去下载，去使用这些小工具。
当这些微观层面的数据汇总到一起，它就变成了一个区域整体的仪表盘。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少个养殖户，养了多少鱼，他们的鱼苗和饲料分别来自哪里。
而这样的数据才是真实的、活的，这才是真正符合我们想法的可持续水产品数据库。
因为有这样的数据，保险公司也找上门来了。以前他们最怕给这些小散户做保险，因为不好去评估它的风险，现在有了数据，他们就能够更好地定损、理赔。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像这样的一些工具不是挺有市场吗？为什么商业机构和政府不去开发呢？
其实我们跟渔民交流的时候也发现，市面上已经有一些智能设施，或者信息化的工具，但是这些工具不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设计的。
有一个渔民就告诉我们，他以前用过一款自动投料机，用的是LED显示屏，可是这个屏幕放在太阳底下塘头一晒，经常看不清。而渔民在操作的时候，手是湿乎乎、脏兮兮的，这种触屏一点都不比原来的旋钮方便。
还有的渔民也买过看起来很酷的自动水质监测仪，但是那个探头特别敏感，南方地区又湿又热的话，上面很容易长很多的藻，探头就不灵敏了。
说明书告诉他要用柔软的布来擦拭，他想都没想，操起T恤衫就揉，其实衣服上有一些肉眼看不见的小颗粒，也是会破坏探头的荧光膜的。但是这些东西，当他跟售后的客服打电话沟通的时候，接线员往往听不懂他的方言，两边交流起来很困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商业机构不太愿意做这件事，因为他会觉得这群用户的沟通服务成本太高了，教育用户的成本太高了。
让渔回家
除了给一线的渔民和养殖户提供信息技术的工具以外，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去重塑他们对渔业这个行业的信心，找回他们对渔民养殖户这种身份的认同感、自豪感。
前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海南本土的一个摄影师，拍了一系列渔民的照片，就是他家乡的渔民。在这些照片里，我看到了以前很少见的那种坚毅乐观的渔民形象，因为这种照片往往反映的都是非常凄凉的景象。
我跟他认识了以后，一拍即合，就展开了一个渔业文化影像搜整的项目，叫做“让渔回家”。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跑了海南岛30多个渔村，去一点一点地记录这些渔民现在的生活，他们的习俗、文化，然后把它做成了纪录片和影展。
同时我们也构建了一个网站，像维基百科一样的，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去关注他们。
这张照片是海南的一个渔民，叫王叔，他正骑着摩托车去卖鱼，他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捕鱼高手。
王叔跟我说，80年代的时候国家鼓励渔业市场化，他的爸爸和几个兄弟凑钱造了条大船，他十几岁就跟着爸爸出海，那个时候鱼也很多，所以他们家是村里最早开始买彩电、买摩托车、盖房的。
当时很多湖南四川的、被他们戏称为“大陆仔”的人也到这里来打工，因为出海一次赚的钱可能比种地一年还多。所以那个时候的渔民是村里最体面的人。
他们以前最喜欢唱的一些歌谣，其实就是告诉你要遵循四季的规律，不同的季节捕什么样的鱼。
王叔说，以前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全村人一起去村头祭海，拜妈祖。但是现在，因为沿海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村子越来越受到挤压。青年人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就近在滨海旅游地产里做保安、服务员。
所以村子越来越空心化，原有的一些社会秩序也都被瓦解了。当村里想再次召集大家一起造船，一起补网，或者一起拜妈祖的时候，都找不到人手。
我们把这样的影展搬到了学校，搬到了博物馆里，想让更多在地的家庭来看。有一个小姑娘，她指着一张渔婆卸货的图片说，这个人我认识，她是我姑。然后她让她妈妈把这个照片拍了，发到他们家的微信群里。她姑姑知道了也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好像出名了。
因为这个小小的插曲就让我们意识到，是的呀，我们大部分的摄影展都是给城市里的人看的，被拍摄者似乎很少有机会看到他们自己在影像里是什么样子。
所以今年开始我们把影展搬到了渔村里。村子里八十几岁的渔婆，90后的渔民都来看展，甚至村里茶馆的生意，也因为影展变好了。
用王叔的话说，他这辈子都没拍过这么好看的照片。
在收集、挖掘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渔二代。这对父子，是海南万宁乌场港最会捕马鲛鱼的人。
我们也鼓励渔二代们去利用互联网、电商，去卖好他们家的水产品。这个小伙子还发动了广西广东的渔二代一起联合起来，他已经成为华南地区一个超大型超市的最优质的水产品供应商。
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就是在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让更多的人去认识渔业，认识渔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吸引到了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寻找解题的方法。
我的95后同事们今年在b站上开了个号，叫“吃鱼有范”，他们用二次元风格的短视频来给大家讲水产品的故事。
也提醒大家不要吃濒危的水生物种，也不要去吃幼鱼，就像我现在穿的T恤衫上面写着，“本鱼还小，不要抓我”。
他们的粉丝里还有很多年轻的渔民和养殖户，以前我们要跟渔民养殖户接触，可能一定要到塘头、码头，现在在互联网上就能够触达他们。
说了这么多，希望大家能多了解一些我们的工作。其实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环境问题都是社会问题，也是人的问题。而出现问题的地方，往往是生态、生计和社区生活发生冲突的地方，是我们不太好去界定的、有公共性需求的地方。
所以，不论是给养殖户、渔民开发适合他们用的数据化工具，去构建能反映区域渔业发展的数据库，还是用影像去呈现渔民的姿态等等，所有这些行动，无非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公共的价值。
在明确了公共价值的责任和边界后，形成一个应有的公共秩序，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公益组织最应该做的事情。
好，谢谢各位。